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作者：韩庆祥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的标志性论断，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标识性符号，也是一个正在生成发展的重大命题。最早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希望党校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论述，从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强调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历史地位和世界地位的政治判定，为从学理上全面准确深入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界涉及较少的基础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要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理论形态。
一、学理视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含义
何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里以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为文本依据，从五个向度阐释其基本含义，以确定问题域。
第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原体”规定。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相关的概念，属本源向度，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和“本”，归属马克思主义的“基因”，它“牢固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把握事物，使马克思主义展现强大真理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首先因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
第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关系”规定。它是与现代化道路直接相关的概念，属反思超越向度，是在“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超越以资本至上为主导逻辑的各种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话语，更要书写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发展始终与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直接相关，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中构建其学说的。道路探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主线。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逻辑上一脉相承，在历史逻辑上与时俱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来的，又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把“中国特色”提升为“中国范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转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是一种更为科学和规范的表述，具有大历史观、类型学、典型样本意义，同时也具有与世界对话和传播意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立足点，把道路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根本问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真理光芒的道路。
第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过程”规定。它是与时间意识鲜明关联的概念，属时间向度，即承接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新境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过程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与时俱进，就不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可理解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所创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与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紧密相关的概念，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与未来向度相关的概念，它以“世纪”为标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两个大局”交织互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习近平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从“过程”向度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坚持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具有本源意义。在19世纪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连续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将其割裂和依次替代，看作三个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过程概念。这里的“21世纪”，不是数学上某一精确时间，不宜机械理解为哪一年，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代形态（时代主题）意义上所使用的一个历史阶段，反映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转移与时代主题的转换。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具有历史“阶段性”，是对19世纪创立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它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21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新阶段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引领力。在不同时代破解不同时代主题，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呈现方式。
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蕴含一条规律，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哪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就转移到哪里。19世纪，马克思一生大部分从事理论研究与工人运动的时间主要在英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也主要在西欧，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也主要产生于西欧，尤其是英国。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俄国和中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产生了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而且也由西方走向东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发展。由此，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也会随之转移到当代中国，引领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空间”规定。它是与空间明确相关的概念，属空间向度，是以“胸怀天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直面“两个大局”的马克思主义，舍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无源之水”。习近平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展开说有两个要义。一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转移到当代中国，意味着当代中国已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生长点、发展源与大本营，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实践创新地和理论策源地。二是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世界向度，以天下情怀观察和把握世界。
第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功能”规定。它是与解释和引领世界相关的概念，属话语向度，是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解释21世纪世界并掌握话语权贡献的科学理论体系。不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具有“解释世界”“引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从哲学本质功能来讲，人类活动在根本上就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只有认识并解释清楚世界，才能对时代和现实作出科学研判，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从而引领时代，使实践取得成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遇到了一系列新的深层次、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关乎世界走向，迫切需要理论解释。谁能给出合理解释当今世界的科学理论体系，谁就能掌握解释世界的话语权。一段时间，在解释世界问题上，自由主义拥有话语权，我国的学术理论却往往失语。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本运作，也学习西方理论。有的人较为关注并研究西方的学术著作、学术概念、学术思想、理论范式，这有利于开阔研究视野、提升学术水平、了解西方文化。但同时，有的人却依附于“西方理论”，缺乏“理论自我”，“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研究，对21世纪世界的发展逻辑与世界问题给不出合理解释。有的人未经分析地用西方理论范式解释、裁判中国现实，“削足适履”。因此在学术研究中，缺乏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以至于世界不知道“学术中国”“理论中国”为何物。当今，面对百年变局中的“世界动荡”与“不确定”的世界，自由主义出现了解释困境。自由主义把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最大化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奉行的是个人至上，注重的是个体力量，当个体面对整体，个体力量面对系统力量，追求个人自由面对动荡变革、不确定的世界，就显得力不从心。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解释优势，能提供一种解释体系。首先，当代中国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策源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次，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以系统应对系统，以整体应对整体。面对百年变局、动荡变革和不确定的世界，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需要集体力量、人民力量，需要团结合作、携手克难，需要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从哲学上讲，它既需要“我”的个性与主体性，更需要“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主体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以人民立场观察和把握世界，强调“人类主体性”和“群体协同性”，注重系统整体，注重依靠人类力量、集体力量与团结合作力量，尤其是人民力量，注重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以确定应对不确定。它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大势和规律，破解当今世界根本矛盾和人类重大问题，有助于从系统上正确处理系列复杂的矛盾关系，应对种种不确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体系，能为百年变局中动荡变革及其不确定的世界提供解释逻辑，从而引领时代、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而掌握理论话语权。
总的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牢固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刻反思”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到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新境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胸怀天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面“两个大局”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二、实践视阈：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样本”
“中国样本”，指当代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实践创新地和发展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哪些贡献，具有何种世界意义。这实质上是讨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基本依据、时代主题和研究对象。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根本问题是时代主题的体现。由此，就需要理清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探究和解答什么根本问题，又如何探究和解答这些根本问题。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以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成熟的英国为典型样本，解答的根本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实现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20世纪，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以俄国为典型样本，解答的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所解析的典型样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答的根本问题是农民为多数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及其典型样本，是“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世界走向，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转移到当代中国引起的根本变化，解答的根本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和解决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难题？如何解释和处理“两个大局”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些问题具有前沿性、总体性、战略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基本依据。
（一）解决如何超越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问题
这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以后面临的难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直面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破解这一总问题的进程中创立的。这一总问题具有典型性，既涉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解决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和方法原则，但需要后人从实践上破解。列宁以“利用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表达了对“资本和劳动关系”所采取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体上、实践上创新性地破解这一根本问题。这是通过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意义在于用社会主义规制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即用市场经济激活生产要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避免贫富悬殊），贯彻新发展理念，确立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实现的。资本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权力，它首先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权力，进而扩展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控制权力。这种由生产关系转化为资本权力再转化为超经济权力，使资本最终成为凌驾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总体性权力。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增殖性、运动性、竞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特性与逐利的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合理利用和运作资本，注重资本投资对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拉动作用，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资本也具有占有劳动和扩张的本性，易扭曲人的价值观，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不允许这种占有和扩张成为主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积极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督，防止资本无序和野蛮生长，把资本主要控制在经济领域且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框架内；必须树立和贯穿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强调“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上述这些构成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和运作资本，同时又把超越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愿景变成现实的内在机理。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总体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想解决但未完全解决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解决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集中关注西欧资本主义的“现存处境”和“发展趋势”。晚年马克思，尤其列宁和毛泽东较为关切的，是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典型意义在于：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著述，致力于探究俄国和东方其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总的见解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如果”能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就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之后，在实践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在整个世界备受关注，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历史事件。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逻辑是，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列宁关注落后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何种道路”，邓小平解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习近平关切“如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1923年以后，列宁集中探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其核心思想是：“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当时俄国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但要把国家资本主义置于苏维埃政权控制之下。毛泽东集中探索的根本问题，是“农民为多数的落后国家采取何种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毛泽东便集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是其代表作。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何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这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既是关乎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到“道路决定命运”，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破解这一问题的总逻辑是：使“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首先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为此，就必须开展现代化建设，合理利用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市场经济有助于解决能力贡献与利益分配的利益对等这一“同一尺度”问题，体现“公平”原则，能带来效率；在中国搞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在制度和政策上注重“公正”，因为人们之间在天赋和后天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按照能力贡献进行分配的逻辑会拉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不加以有效调节，就会导致贫富悬殊，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政府在政治领域，根据社会主义“公正”“共同富裕”原则，通过制度、法律和政策，对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这里的公正体现利益均等和共享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自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竞跑”中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是能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社会主义，它沿着这一逻辑继续前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此需要解决三个根本问题：（1）运用新发展理念，聚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民生活美好起来，使国家强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发展理念就是直奔社会主要矛盾而去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关乎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关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助国家强起来。（2）运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继续创造中国奇迹，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效能，从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3）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和平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有助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取得的根本成就，其成功原因在于，党通过完善政党治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实现六个结合，即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结合，效率和公平相结合，促进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经济快速发展和保持民族独立相结合。这既为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邃智慧，也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悖论”（要么经济有活力但社会不和谐，要么社会稳定但经济没活力；要么经济加快发展但国家失去独立性，要么国家保持独立性但经济发展缓慢；享受了现代性成果但也付出巨大代价），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由“自我辩护”到“中国主体”再到“影响世界”的历史性转变。这就以中国方式破解了马克思，尤其是列宁、毛泽东试图破解但在实践上还未破解的难题。对此，习近平击中要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解决了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这一重大课题，为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经验，也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解决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1978年前后，邓小平最关切的重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追赶世界现代化先进发展水平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典型意义。若长时间赶不上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人们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马克思主义就会遭遇信仰危机。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性生产、世界市场、世界交往的历史分析，揭示了由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向世界普遍交往转化的规律，就是由人们的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而使各国各民族彼此影响。其前提，就是生产、市场、资本流动和民族交往的世界化，这与现代化有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既没有世界性市场，也没有市场经济，还缺乏世界性交往。由此中国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实行改革开放，通过合理集中有效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追赶式发展，赶上世界现代化先进发展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实践上未遇到这个问题，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破解。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注重利用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与世界先进技术、世界资本，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是注重发挥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优势，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逐步接近世界现代化先进发展水平。再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就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党解决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内在逻辑和总体方案，解决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遇到，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破解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四）解决“两制并存”格局中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世界向何处去”开辟新路的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的战略全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使世界处于“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的动荡变革期，也成为最具鲜明标识的“时代特征”，它意味着中国深度融入并影响世界。这必然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超出中国界限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在“两个大局”交织互动背景下，中国如何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以胸怀天下眼光理解把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解答“世界向何处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就成为最被关切的时代问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内涵，就是世界力量在转移、世界体系在调整、世界话语在重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某种困境是导致大变局的重要原因，这使世界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但这种大变局依然是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两制并存”）格局中的大变局。如何在“两制并存”“百年变局”中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效应对大变局中出现的世界性难题？这迫切需要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引，21世纪是迫切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世纪。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逐渐陷入困境，集中体现为出现了“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等根本性难题。资本主导的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是导致上述困境的一个深层原因。资本的本性是借助“流动”“流通”实现其价值增殖，当市场空间、流通渠道、资源、劳动力成本等“红利”被严重“限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会陷入某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困境。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实体经济是推动其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力量。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及深化，金融资本开始膨胀，虚拟经济过度扩张，在“虚拟”经济繁荣的背后，泡沫经济却日趋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体经济的风险，弱化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和信用基础。二是政治困境。当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自由市场体系红利削减，及滥用霸权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向西方社会传导时，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间的平衡就遭遇一定危机，既体现在因政治依附资本和“否决政治”，使国家、政府的组织力、动员力、凝聚力、执行力削弱，也体现在因民粹主义兴起而使民众过度“自由”，陷入难以组织动员的境地，弱政府和散民众两大弱点显露出来。三是社会困境。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使西方社会背负财政负担，也使许多民众的创业精神减弱。四是文化困境。西方文化有三大核心支柱：自由主义、资本至上、以两极对立世界观为哲学基础的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就会追求个人自由扩张，进而导致“漠视政府”“淡化集体”，自由主义蕴含“个人利己”的基因。资本至上意味着资本具有主导性，资本具有追逐增殖、自由扩张的本性，资本在增殖和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掠夺性，因而蕴含“扩张掠夺”的基因。西方中心论把整个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极对立”的世界，西方世界是主，是世界的中心，为整个世界制定标准，非西方世界是客，要向西方世界靠拢，非西方世界若不向西方标准看齐，就对其围堵打压、战略包围，西方中心论蕴含“对立冲突”的基因。“个人利己”“扩张掠夺”“对立冲突”的基因，会导致共同体意识瓦解与合作精神、道义精神、奋斗精神丧失，导致西方“话语营销”和“话语神话”瓦解，也使世界陷入某种困境。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着重解决国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成长，它对解决“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日益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顺应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要义是：强调世界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超越西方“一元主导”世界观；强调“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的发展观；强调尊重其他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其发展道路的“包容发展”的道路观，超越“西方模式论”的道路观；强调立足“社会化人类”构建人类共建共享共治共同体的世界大同观，超越基于“市民社会”以邻为壑的个人利益观；强调任何国家在主权、规则、机会上应当平等，体现“主主平等”的哲学思维，超越以“主统治客”为哲学基础的 “国强必霸”的国家观；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互利普惠”的义利观，超越“你输我赢”的义利观；强调“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文明互学互鉴”的文明观，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文明观。上述“七观”，是世界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观，是以多样性、人民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为本质特征的全要素文明和全球文明，是“两制并存”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为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由变到治”、解答“世界向何处去”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它关乎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归根结底，能破解上述根本问题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只要坚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破解上述根本问题具有关键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领航、有目标、有方略、有动能，致力于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以国家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解难题、办大事的道路，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底厚、基实、路宽、力足、行稳，具有开放、包容、创新、确定、能动、引领等本质特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于世界，而且具有破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难题、人类重大问题和世界困境的底气、智慧、方案和能力。这样的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三、理论视阈：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
“原创性贡献”，指当代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策源地，在理论上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什么贡献，具有何种世界意义，这实质上是讨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总体讲，基于以下原因，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理论形态。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典型特征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一个文化文明悠久的国家，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具有强大政党的国家，一个胸怀天下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就有底气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第二，21世纪是“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必然影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必会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二者交织互动，便使中国问题具有世界意义，使世界问题具有中国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面“两个大局”、主动反映世界和时代发展需要而创立的，是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深入思考所创立的，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又为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智慧和方案。第三，背靠伟大国家、扎根伟大时代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引领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反思现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解释世界、引领时代的本质功能；它定义并引领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走向，在21世纪，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定义并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其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理论形态，且有底气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从实践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根据
历史方位，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逻辑起点，是第一个根据。不理清其逻辑起点，就难以真正理解其原创性贡献。《决议》第四部分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处的历史方位。简要说，历史方位的核心，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时代背景，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二个根据。历史方位是从纵向讲的，时代背景是从横向讲的。时代背景，就是“两个大局”，其交织互动，是最鲜明的时代标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代背景中创立的，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时代课题，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三个根据。《决议》提出的三大时代课题，是这一思想需要破解的新的核心论题。习近平就“三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社会主要矛盾，蕴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理解其原创性贡献的第四个根据。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蕴含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和国家“强不强”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破解的根本问题是“大而不强”。当今世界面临的总问题，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诉求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矛盾，需要解决的是世界“和平不和平”的问题。解决“美好不美好”、国家“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必须硬，这实质是解决政党“硬不硬”的问题。这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政党“硬不硬”等根本问题。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动力和源泉。习近平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
（二）从理论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决议》按照“纲举目张”的思路，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中，进一步提炼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全面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体现在“十个明确”之中。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可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原创性贡献体现为：（1）第一次强调把大党建设成为强党。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已是世界上大党。习近平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提出大党就有大的样子，力求把大党建设成强党。他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2）第一次在“四个伟大”框架中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将其置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框架中加以认识，实现党的领导与奋斗目标、精神状态和正确道路有机统一，突出了党在实现伟大梦想中的决定性意义，这在过去未曾提及。（3）第一次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定为“根本制度”，要求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4）第一次把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5）第一次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统一起来，强调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突出自我革命。（6）第一次就党的政治建设进行系统阐述。从政治领导、政治能力、政治意识、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第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集成前人关于发展的理论成果，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强调用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用高质量发展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实行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第三，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首次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其中蕴含“主主平等”的哲学理念。
（三）从历史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历史地位
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民本逻辑”：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是以“人民中心”逻辑超越“资本主导”逻辑。马克思曾提出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即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再到“自由个性”。“人的依赖”，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人对血缘共同体及其权力的依赖。“物的依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体现为人对货币、资本的依赖，即物对人的统治。“自由个性”，是社会人的发展形态，体现为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个人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个人全面发展和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是“资本现代性”，资本逻辑占主导。马克思、恩格斯的至上追求，就是超越物的依赖蕴含的“资本逻辑”，实现自由个性所彰显的“人本逻辑”。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他们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目标未在实践上真正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并迈出重要一步，但未把人本逻辑真正变成现实。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时代。这是超越“物的依赖”，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是在实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基于民本逻辑，习近平建构起“人民至上”理论：在总体上，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问题，建构“人民至上”理论的总框架。具体而言，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迈出实质性一步，把人民当作尺度，坚持人民至上；在经济领域，以“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反贫困”，致力于解决“高质量发展”“精准脱贫”“共同富裕”问题；在政治领域，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解决民主制度建设难题，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文化领域，以“文化强国”，致力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两山理论”，把生态看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致力于解决污染防治问题；在治国理政上，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强调“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在世界维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
2.强国时代蕴含的“强国逻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原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为强国时代理解强国逻辑提供理论指引。恩格斯指出：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只能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确定它能完成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质上是探寻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两次结合之理论创新成果，就是创立并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起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新时代，其实质就是强国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今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强国时代要揭示和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逻辑。这一逻辑主要体现为解决关于实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四大根本问题，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政党“硬不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就是强国时代、基于强国逻辑的关于“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强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
（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要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这既是开启中国发展起来后实现强起来的新篇章。要谱写好“新篇章”，就必须汇聚“能量”，在集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创立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集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集成发展体现在：
第一，纵向上继承、深化和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二，横向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整合、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上，运用“战略辩证法”，分析“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与总体性的战略问题，分析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为系统解决实现强起来这一战略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上，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把实施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要抓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致力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解决了效率和公平统一问题，以共同富裕超越贫富差距，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社会主义上，以“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决议》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今天可以自信地说：当代中国从实践上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了典型“中国样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识，从理论上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